被告人坚决反对检察院不起诉自己!这事儿太奇怪了

身为一名律师,见过太多当事人喊冤的案子,很多当事人希望我写一写他们的故事。但我深深地知道,类似的案子太多了,如果汇集起来,恐怕比夜空里的星星、比海洋里的水滴还要多。如果当事人的案子不是冤得很有特点、冤得充满妖气,比如一案两凶、比如亡者归来、比如抓住小偷等警察来被判非法拘禁罪等,那么很可能就像一颗不起眼的星星,一滴毫无存在感的水珠一样,淹没在星空大海里了。

李思侠案就是一个冤得很有特点的案子。她因网络发帖举报家乡石料厂损毁道路、污染环境被控寻衅滋事罪,一审判刑两年半,二审发回重审。重审过程中,检察院主动撤诉,并以证据不足为由作出对李思侠的不起诉决定书。

令人奇怪的是,对于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李思侠不仅没有感恩戴德,反而坚决表示反对。被告人坚决反对检察院不起诉自己!这事儿太奇怪了。

所谓事出寻常必有妖!本律师就来捋一捋这其中的门道。

根据我国刑诉法,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分三种情况:

一、法定(绝对)不起诉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法定不起诉的条件】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有本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依法不追诉原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

(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

(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

(四)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六)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这种不起诉以没有犯罪事实或不认为是犯罪为主,一旦作出即案结事了、不再追究。

二、酌定(相对)不起诉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酌定不起诉的条件】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这种不起诉以虽有犯罪事实,但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为主,一旦作出也是案结事了、不再追究。

三、存疑(证据不足)不起诉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四款:对于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这种不起诉是基于证据不足作出的,并不意味着案结事了,后期如果发现足以证明犯罪的证据,还可以重新启动公诉。

李思侠案就是属于存疑(证据不足)不起诉情形,可想而知,这种情形虽然暂时摆脱了被告人身份,但头上始终还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李思侠随时还有可能被揪回被告席上判刑坐牢,她当然不会接受这种不明不白的不起诉决定。

李思侠因举报石料厂损毁道路、污染环境获刑,本身就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村民因道路、环境受损提出维权控诉,有关部门不仅不重视解决,反而把受害者判刑坐牢。更离谱的是,一审时检察院还把村里走出去的女大学生李思侠、盲人老村长张海成、热心村民魏智波三人指控为恶势力犯罪团伙,这种荒唐的指控,连硬判李思侠有罪的一审法院都觉得难以接受。

从李思侠案呈现出的种种怪相来看,在当地村民与石料厂的矛盾纠纷中,执法部门把护村守路的老百姓打成恶势力犯罪团伙,显然有点儿矛头指向错误了。村民因环境被污染、道路被毁损向石料厂索赔,少则一两千元,多则两三万元,至多也不过要求石料厂恢复道路原状。如此廉价的补偿要求,哪里有半点儿黑恶势力的霸气。相对而言,利润丰厚的石料厂恐怕更容易引起黑恶势力和保护伞的兴趣,建议当地执法机关深入地、仔细地、认真地查一查。

李思侠在二审期间被取保候审,其时已在看守所羁押将近两年,最终虽然检察院决定不起诉,但李思侠拒绝接受该不起诉决定,坚持认为自己无罪。这种宁肯坐牢也不放弃清白的气节,穷尽一生也要讨还公道的决心,值得每一个冤案申诉人深思。

扬州案:“给政府打工被指控为黑社会”冤不冤?

近日接受当事人委托,赴江苏省扬州市参与某涉黑案件的辩护工作,经过全面了解情况,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法律业内人士探讨的案件,特作如下扼要汇报,供各位同行研讨。

2004年,仪征人张某荣成立房屋拆除修缮公司,试水当地的拆迁行业。两年后又成立房屋拆迁服务公司,深度介入当地的拆迁市场。经过十年耕耘,逐渐在当地拆迁行业中占据较高地位。扫黑除恶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后,张某荣及其公司被竞争对手举报。2019年下半年,张某荣及其公司员工数十人被抓,后被指控为黑社会组织犯罪。

控方的指控逻辑大致为:张某荣有过寻衅滋事犯罪前科,后成立拆迁公司做拆迁业务,有些公司员工系刑满释放人员。承揽拆迁业务时,涉嫌行贿、串通投标;开展拆迁工作时,涉嫌寻衅滋事、非法拘禁、非法侵入住宅等。

根据辩护人了解到的情况,张某荣的拆迁公司系经工商登记合法成立,主要承揽政府拆迁业务,员工持有房管局颁发的上岗证,公司经营收入来源主要是政府财政拨款,因拆迁能力突出,曾多次受到政府部门表彰并在当地的拆迁项目中受到重用。

征地拆迁系政府行为,张某荣的公司跟政府签订合同,承揽政府的拆迁业务,其公司行为相当于政府职能的延伸。张某荣及其公司可谓政府在征地拆迁方面的代理人或合作伙伴,在具体开展工作时,他们或许确有过激违法之处涉嫌犯罪,但轻易地把政府的代理人或合作伙伴定义为黑社会,这样真的合适吗?

如果政府的代理人或合作伙伴被定义为黑社会,政府自身又当如何自处,是否会落下政府跟黑社会联手对付老百姓的口实?

事实上,张某荣及其公司十余年来从政府手里承揽了上万户人家的房屋拆迁工作,大多数都是依法依规、和平拆迁,只有拆迁少量 钉子户时才发生了较为激烈的对抗,这种对抗也保持了最大的克制,没有构成任何故意伤害犯罪或故意毁坏财物犯罪。案发之前,张某荣及其公司一直是当地政府征地拆迁工作的得力干将,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对于这样一个给政府帮了大忙,为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的民营企业,如果在开展工作时个别员工触及个罪当然可以具体罪名具体分析,但把整个公司打成黑社会组织、把承揽政府拆迁业务打成黑社会组织犯罪,这种可能败坏政府形象、危害党的领导、威胁社会和谐稳定的莽撞之举,建议有关部门还是需要三思后行、慎之又慎。

毕竟,一个文明、法治的政府,是不可能跟黑社会联手合作的。

以上浅见,请大家批评指正。

“抓住小偷等警察来”被判非法拘禁罪,这个见义勇为的农民有点儿冤

最近,同行殷清利律师办理的一起“抓小偷被控非法拘禁罪,失主反赔小偷6.6万元”的案件引起媒体热议,大致案情是超市老板抓住一个惯偷,带到监控室翻监控对质,要求小偷赔偿被偷的货物价款,过程中双方互有争斗,小偷后来被鉴定为轻微伤。大约一小时后,警察赶至现场,以非法剥夺小偷人身自由且存在殴打情节为由刑拘了超市老板,关进看守所三个月,超市老板最后赔偿给小偷6.6万元乞求小偷原谅。消息传出后,舆论大哗,民众一时间如坠五里云雾,不知道法律究竟是保护失主的,还是保护小偷的。

这个案子,跟我正在办理的一起刑事申诉案件很相似。我的当事人韦四武,是河南省洛宁县的一个农民,十四年前(2006年)的一个夜里,凌晨1点多钟,韦四武居住的村子里进了贼,多辆汽车电瓶被盗,韦四武家里并没有被盗,但也闻讯从床上爬起来帮忙抓小偷,后来在村口抓到了小偷,也报了警,警察天亮时到达现场,在等待警察到场期间,一帮子村民通过逼问小偷找到了被藏匿的汽车电瓶,韦四武就是逼问小偷的村民之一。警察到场后,发现电瓶都找回来了,就让小偷走了,让村民散了,这事就算了了。

六年后的2012年,洛宁县大张旗鼓地办了一起涉黑大案,韦四武的哥哥韦耀武(一个农村村支书)被打成黑社会头目,韦四武也被打成黑社会组织的一般参加者,其惟一的罪行就是六年前那天夜里见义勇为抓了小偷,法院认定其非法剥夺了小偷的人身自由且存在殴打情节构成非法拘禁罪,跟本文开头提到的警方刑拘超市老板的理由是一样的。

抓住小偷,限制小偷人身自由,索还被盗财物时跟小偷发生肢体冲突,这些民众基于朴素正义感自然而然发生的行为,被现行法律的执行者解读为犯罪,是不是有哪里不太对劲儿?

我的当事人韦四武第一次跟我讲述他的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案子很荒唐!抓住小偷剥夺小偷的人身自由完全合情合理合法,不剥夺小偷的人身自由,小偷还不拔脚就跑了?把抓住小偷后剥夺小偷人身自由的行为解读为非法,完全是对法律的曲解,把失主限制小偷人身自由的行为定性为非法拘禁罪,更是办案人员对自己执法权力的滥用。

那么,抓住小偷并剥夺小偷人身自由的行为应当怎样用法律来理解呢?我认为至少有三种法理可以解释该行为的合法性。

一、强制扭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 【扭送】对于有下列情形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

(一)正在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

(二)通缉在案的;

(三)越狱逃跑的;

(四)正在被追捕的。

刑诉法赋予了所有公民扭送犯罪分子给公检法机关的权力,所谓扭送,必然伴随着强制,或者捆绑送到公检法办公场所,或者扣留、关押等待公检法办案人员到场处理,犯罪分子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不能与非法拘禁罪里“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中的“他人”等同对待,在“强制扭送”这个环节,对犯罪分子的拘禁行为或以其他方法剥夺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行为,系经法律授权的正当行为,不具有非法性,不符合非法拘禁罪的构成要件。我的当事人韦四武及同村村民,在抓到小偷后报了警,警察最终也赶到现场对小偷作出了处理,在等待警察到来的过程中剥夺小偷的人身自由,正是强制扭送的合法表现,被判非法拘禁罪显然是冤枉的,这也是促使我决定接受委托为其申诉的动因,如果非法拘禁罪能够平反,所谓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也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总不能一件坏事都没干也被打成黑社会成员吧。

二、正当防卫。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 【正当防卫】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在财产性犯罪中,即使侵害行为已经构成既遂,但如果尚能及时挽回损失的,可以认为不法侵害尚未结束。例如:抢劫犯夺走他人财物,虽然抢劫罪已经完成,但是防卫人仍然可以当场施以暴力夺回财物,这也被视为正当防卫。

在我的当事人韦四武抓住小偷后当场逼问小偷被盗汽车电瓶藏匿地点和殷清利律师的当事人超市老板抓住小偷后当场逼问小偷失窃之物去向及索赔失窃之物价款的行为评价上,应当视为一种自助挽回被窃财物损失的正当防卫行为,只要防卫没有过当(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依法不负刑事责任。

三、自助自救。

自助自救,是私力救济的一种合法行为。权利人为保护自身的权利,在情况紧急而又不能及时请求国家机关救助的条件下,依靠自身力量对他人的财产或自由施加扣押、毁损或拘束等强力影响,而为法律或社会公德所认可的行为。

小偷正在盗窃,等国家机关派人来抓,小偷早跑没影了,失主自己抓住小偷,既是正当防卫、又是自助自救。小偷藏匿所盗财物,不知有无同伙,会否毁脏灭迹,等国家机关派人来查,黄花菜都凉了。失主抓住小偷后立刻追查赃物下落,既是正当防卫的延续,又是合理自助自救。

从自助自救的角度来说,抓住小偷,限制小偷人身自由,追问被盗财产下落,甚至情急之下踹小偷两脚,只要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应当为法律或社会公德所认可。以非法拘禁(小偷)罪把失主或见义勇为的义士抓进牢房,显然是不符合“旗帜鲜明鼓励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之法律本义的,也与中央“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政策精神背道而驰。

我的当事人韦四武,不顾个人安危半夜起床出门帮同村村民抓小偷挽回财产损失,正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见义勇为之义士,未曾想不仅没有受到表彰,反而若干年后(六年之后)被翻旧账,把见义勇为之行为打成黑社会犯罪坐牢三年。他的故事,比起“超市老板抓贼倒赔6.6万求原谅”的故事更加惊心动魄,有意采访他的记者朋友,可以找我索要他的联系方式。

2020年7月7日,我正式接受韦四武的委托代其申诉,经过多方查阅,确认其提交的新证据(3名时任警察证明有报警出警事实,3名群众证明当时看到警察出警到现场处理小偷)已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洛宁县公安局查证属实,本案中韦四武等人抓住小偷后有报警且警察曾出警到现场对小偷进行了处理这一事实确证无疑,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新的事实未作任何评价,直接驳回了韦四武的申诉。后本案于今年2月底3月初的时候被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受理申诉,目前正在审查期间,鉴于受理审查期限已经超时,案件随时可能审查结案,本律师就本案存在的新情况和法律适用问题加急撰写了法律意见书,于7月20日向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案管中心当面提交,希望河南省人民检察院能够立案复查、提出抗诉,依法纠正“抓住小偷等警察来被判非法拘禁罪”这一错误判决,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之时免除后顾之忧。

附:

请求对韦四武刑事申诉案立案复查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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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条链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复查刑事申诉案件规定》的通知

第十八条 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刑事申诉,应当经部门负责人或者检察长批准后立案复查:

(一)原处理决定、判决、裁定有错误可能的;

(二)被害人、被不起诉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服,在收到不起诉决定书后七日以内提出申诉的;

(三)上级人民检察院或者本院检察长交办的。

杀妻分尸者有免死可能吗?兼论杭州女子失踪案的遗产继承问题

在微博上连续火了二十多天的杭州女子失踪案今日被警方官宣告破,其丈夫涉嫌杀妻后分尸被警方刑事拘留,警方通报的杀人理由是家庭生活矛盾,坊间传言系因财产纠纷。

 

如丈夫杀妻分尸的罪名坐实,按照目前造成的社会影响来看,结局势必难逃一死。夫妻二人先后去世之后,遗产如何处理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法律问题,本律师试综合媒体公开报道的信息作简明分析如下:

一、亲属关系梳理

被害人来女士与犯罪嫌疑人许先生原本各自有家庭,系各自离婚之后重组新家庭。来女士与前夫育有一女,许先生与前妻育有一子,两人从原先的家庭关系中独自脱身之后结婚,婚后又生育一女,案发时系三口之家。

二、财富统计

犯罪嫌疑人许先生早年以屠宰鸭子为生,因租赁被害人来女士父母的民房与来女士相识,后在来女士的资助下赴上海开办鸭子养殖场,一度获利七八十万元,后因炒股,赔至破产。

来女士与许先生再婚生女后,家中因拆迁获得55平米/人头的新房补偿,一套55平米新房挂在来女士名下由一家三口自住,另一套110平米新房挂在许先生及小女儿名下正在装修,据许先生案发初期接受媒体采访的自述,他们家有存款七位数,但根据来女士其他亲属陈述,许先生炒股赔了很多钱,装修新房都要贷款,还想把110平米的新房给前妻所生大儿子做婚房,来女士未同意。

从以上信息可以推断,来、许二人家中存款七位数,许先生并没有处置权利,很可能是来女士的个人财产。另外两套房产共165平米,按拆迁人头补偿政策,一家三口各自拥有55平米产权。二人结婚十多年,家中存款合理推断应有部分属于共同财产,但许先生处置不能,或许是起意杀妻的诱因之一。

三、来女士死亡之后的遗产继承

夫妻一方去世后,应先把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区分,去世一方的个人财产,有遗嘱依遗嘱继承,无遗嘱适用法定继承。来女士被害突然,可假设其没有遗嘱,依法由第一顺序继承人“配偶、子女、父母”按人头平均分配。

来女士的个人财产主要有:55平米拆迁房,七位数存款的一半。(因婚姻关系持续了十多年,除非有证据证明存款系来女士个人专属,大概率会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均分)。

继承分配规则:来女士“亲生子女(与前夫所生大女儿、与犯罪嫌疑人许先生所生小女儿)、健在父母”按人头平均分配。

其配偶许先生因为故意杀害被继承人,依法丧失继承遗产的资格。

四、犯罪嫌疑人许先生如果最终被执行死刑之后的遗产继承

许先生的个人财产主要有:55平米拆迁房,七位数存款的一半。

许先生的遗产,要优先用于赔偿来女士家属的损失、交纳法院的罚金、清偿其他债务,剩余部分,有遗嘱按遗嘱继承,无遗嘱按法定继承。法定继承情形下,由第一顺序继承人“亲生子女(与前妻所生大儿子、与来女士所生小女儿)、健在父母”按人头平均分配。

因配偶来女士先于许先生去世,死者不具有继承权。

五、题外话:犯罪嫌疑人许先生有生还的可能吗?

一切皆有可能。—某体育品牌的广告词

首先,许先生要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形下,才能从犯罪嫌疑人变成被告人。这个过程仅靠推理和口供是不行的,必须有一长串的证据链条形成闭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才能定罪判刑,否则,许先生被执行死刑若干年后来女士突然“亡者归来”,那就闹大笑话了。

其次,许先生尚有12岁幼女待抚养,杀人动机可能系共同财产处置不能,如能赔偿到位,求得来女士家属谅解,或有一线生机。当然,许先生若真被定罪,即便免死,也可能老死狱中,想抚养幼女长大是没可能了。这个理由有点儿勉强,我自己说出来都不怎么信。

最后,为来女士默哀,望作恶者受惩罚。愿天下有情人善始善终。

若那个开公交坠湖的司机真是被强拆逼的,我建议严格倒查强拆的合法性

财新网今日消息:贵州安顺那个驾驶公交车冲进水库致使21人死亡16人受伤的公交司机名叫张包钢,张包钢的老宅在其驾车冲进水库前两小时刚刚被拆除。财新网的报道还说,张包钢闻讯赶去,未能进入拆迁现场。财新记者事后到达现场,发现张包钢的老宅废墟下埋着沙发、床和电视等……

上述报道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其实就是想说,张包钢系受不了家被强拆的气才裹挟满车的乘客把公交车开进水库自杀兼报复社会的。

如果事实真是这样,我建议调查组立即着手倒查“张包钢老宅强制拆除程序的合法性”,如果系依法依规拆除钉子户,那张包钢就死有余辜,如果强制拆除程序违法,本律师建议调查组严肃追究违法强拆者的刑事责任。

从张包钢闻讯赶去被阻拦,老宅废墟下埋着沙发、床和电视等情形来看,“强拆”的痕迹非常明显。但并不是所有的“强拆”都违法,比如城管可以“强拆”违章建筑,法院可以“强拆”钉子户,合法“强拆”的前提是必须依法依规,提前给予“被拆迁人”充分的救济权利,当所有的救济权利都已穷尽,“被拆迁人”仍然拒绝配合拆迁,那么可由人民法院组织力量强制执行拆除工作。

强拆张包钢老宅引起这么严重的后果,如果是依法依规强拆,瓜众也没什么话说。如果系非法强拆,那么,强拆者可能涉嫌以下刑事罪名:

一、故意毁坏财物罪。强拆最容易触犯的罪名,被毁财物达到5000元即可立案追诉,一线强拆执行者最容易定罪。

二、滥用职权罪。如强拆执行者系公务员,或有公务人员利用职权违规操作,可能构成此罪,此罪系公职人员专属。

其他可能涉嫌的罪名不符合张包钢案的情形,在此不多赘述。

不管怎样,安顺公交落水事故是一起极其惨痛的悲剧,查清事故原因,避免今后再发生类似事件是调查组责无旁贷的重任,而衡量这起悲剧是非与对错的惟一标准,只能是法律。

依法办事,万众归心。违法违纪,天地不容。

贵州公交载高考生冲进水库致21死15伤,司机涉嫌故意杀人必须彻查追责

今天中午12点左右,贵州省安顺市一辆载有高考学生的大型公交车突然冲出路面、撞断护栏、坠入水库,路人见状急忙报警,有关部门全力展开救援,截至17时30分,共搜救出乘客36人,其中21人死亡,15人受伤。据延边晨报消息,公交车司机已被救上岸。网络流传的事发监控视频显示,涉事公交车行驶至安顺市虹山水库路段时,速度异常降至龟速,等对向车流出现空挡时,立即90度转弯横过马路撞断护栏冲入水库。从这种反常的行驶轨迹来看,如驾驶公交车的司机精神状态正常,则具有严重的故意杀人/危害公共安全的嫌疑,建议公安机关对该公交车司机进行彻查,依法追究其故意杀人或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刑事责任。

请看视频,注意公交车诡异的行车方式:

事发后的救援行动:

救援结果,21死15伤:

安顺这起公交落水事件,是继重庆万州大巴坠江事件之后发生的一起更加严重、更加令人痛心的重大事故,哦,或许不应该用事故来形容,如公交车司机系故意为之,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恶性刑事案件。21死15伤的结果,够判该司机21次死刑了。这位公交车司机为什么会干出这种百死难赎的罪行,是有乘客辱骂他了?抢他方向盘了?还是心中有其他愤恨无处发泄?这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希望调查组最终能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因为从公交车的行驶轨迹及急转弯前的有意等待来看,很难说是车辆失控或司机突发疾病能够造成的。

当然,刑事追责应以公交车司机生还为前提,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公交车司机已被救上岸,希望他能活下来,接受调查,承担罪责。

除了追究公交车司机的责任,公交车上的所有伤亡乘客,皆可向公交公司追究民事赔偿责任。我国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公交车司机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将满车乘客送下黄泉,公交公司的巨额民事赔偿是免不了的。

具体追责索赔方法比较琐细,在此不多赘述,感兴趣的读者可私聊我。

由退休法官批评警察是“黑警”被判刑看刑法废除诽谤罪的必要性

经济观察网消息:江西退休法官陈光平(网名:亦忱)因在网络上批评江西景德镇乐平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副大队长邵长斌等人为“黑警”,被邵长斌等人刑事自诉至景德镇市浮梁县人民法院,一审被判决犯诽谤罪,处有期徒刑两年半,并被当场收监。陈光平当庭表示上诉,目前案件已到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中院于2020年6月28日组织调解失败,目前尚未开庭二审。

陈光平之所以批评邵长斌等人为“黑警”,是为地产商人石傲香一家打抱不平之故。景德镇有个“烂尾楼盘”叫“万宇城”,系乐平人倪军实际控制,因石傲香有接盘“烂尾楼”并成功盘活的经验,倪军将该烂尾项目转让给了石傲香。石傲香接盘后,果然盘活了,预期利润3亿元左右。此时,倪军对利益分配问题产生不满,向乐平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举报石傲香涉嫌挪用资金罪。乐平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第一时间做出受理意见,同年10月17日正式立案侦察,当日将石傲香刑事拘留。

值得一提的是,倪军的妻子的亲叔叔吴文军,正是乐平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大队长。自诉陈光平诽谤罪的三名原告,除了乐平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副大队长邵长斌,另外两人就是吴文军和倪军。

说起来,石傲香应该算得上倪军的恩人,如果不是石傲香盘活了倪军的烂尾楼,倪军恐怕会在该楼盘项目里赔个底儿掉。如今,项目盘活,倪军却因利益分配问题与石傲香反目成仇,还借用公权力将恩人送进了牢房。此种行径,也怪不得陈光平会路见不平,发文抨击。

至于说石傲香是否真的涉嫌挪用资金罪,笔者不了解案情,不便置评。但法律界有句名言,中国的企业家,不是在监狱里,就是走在通往监狱的路上。如果认真查起来,中国能够存活下来的企业,有几个是干净的?笔者真正想评论的是:对于一个盘活了当地烂尾楼项目,让政府、开发商、购房业主各方皆大欢喜的有功商人,有必要动用刑事手段置之死地吗?

陈光平批评相关经办警员是“黑警”,虽言语过激,但并非空穴来风,纪检监察部门应当将之视为一种舆论监督、检举控告,组织调查组核实倪军与吴文军的亲属关系,调查乐平市公安局在侦办石傲香挪用资金罪过程中是否存在滥用职权、徇私枉法、越权插手经济纠纷等违法违纪行为。即便最终调查结果证实涉案警员完全正当合法,亦可通过官方通报的形式予以澄清,完全没有必要放任警员自诉监督举报人,还给判刑两年半。此举,有公权打压举报人,拒绝民众监督之嫌。

陈光平批评的是办案警员的履行公务行为,办案警员在履行公务的过程中受到人民群众的质疑、批评甚至是辱骂,应当与普通公民的名誉权保护有所区分。法律赋予了每一个公民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权利,也赋予了每一个公民对不法行为的检举控告权利,公民对公职人员的舆论监督,有利于国家机关的良性运转,公职人员应当具备一定的容忍度和耐受度,对于质疑、批评、检举、控告,公职人员可以借助国家机关的强大影响力,通过官方通报的形式予以澄清、回应,而不是动辄借助刑事手段,送监督者、举报人去坐牢。

事实上,国际组织 早在2000 年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 90 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还存在侮辱罪和诽谤罪。大多数国家出于规避“言论入罪”的考虑,已经废除了侮辱罪和诽谤罪。言论引发的官司完全可以通过民事侵权赔偿来解决,为什么还要动用刑罚这种严酷的手段呢?

陈光平身为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退休法官,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仍然免不了因言获罪,他的遭遇,值得所有人深思。也许,是时候将废除侮辱罪、诽谤罪的议案提上日程了。

王亚中律师:我反对将“冒名顶替上学”入刑

昨日,山东省纪委监委对“陈春秀、王丽丽”被冒名顶替上学问题发布情况通报,“冒名顶替上学案”的主要责任人分别被公安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立案侦查、调查,次要责任人分别被处以党纪、行政处分,情况通报发布后,多数民众并不买账,认为处罚太轻。今日中新网又传来正在审议中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的消息,多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在审议该草案时建议将“冒名顶替上学”入刑、增加“盗用、冒用他人身份罪”、增加“侵害公民受教育权罪”等罪名。

本律师对这种用“新增刑法罪名”的手段来惩罚“冒名顶替上学”之做法表示反对,原因如下:

一、“冒名顶替上学”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多发生在网络尚不发达的上个世纪末或本世纪初,随着大数据联网能力的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冒名顶替上学的可能性已经无限接近于零。此时新增“冒名顶替上学”罪,等到正式实施时,恐将成为无用的摆设。

二、现有刑法罪名已足以惩治“冒名顶替上学”问题,根据以往的司法判例,顶替人和协助人可分别按“伪造居民身份证罪”,“伪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滥用职权罪”,“徇私舞弊罪”,“行贿罪”,“受贿罪”等罪名来惩治。“冒名顶替”行为在被发现前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状态,虽然年代久远,追诉时效并不过期,上述罪名已足以使相关人等得到惩罚。

三、“冒名顶替上学”目前面临的急迫问题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执法不严。相对于新增罪名,民众更希望看到的是加重处罚。除了将“冒名顶替”得来的一切利益收回,相关公职人员应当一律开除公职,他们已经没有资格再执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所有涉案人等,无论主从,应当一律追究刑事责任,以儆效尤。

四、新增“盗用、冒用他人身份罪”、“侵害公民受教育权罪”对解决“冒名顶替上学”问题并无实际意义(原因见第一条),反而扩大了刑事打击面,容易伤及无辜。在日常生活中,亲友之间借用身份现象比较常见,贫困落后地区因家贫失学现象也远未杜绝,如贸然将此类行为入罪,势必人人自危、民心惶惶。

综上,我反对将“冒名顶替上学”入刑以及新增“盗用、冒用他人身份罪”、“侵害公民受教育权罪”,建议全国人大着眼于细化现有罪名,对在全国范围内产生恶劣影响的“冒名顶替上学”行为加重处罚。

收受贿赂不办事保证了道德底线,这位检察官的言论太惊人!

澎湃新闻消息:日前在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区人民法院公开审判的一起虚假诉讼罪案件当中,负责指控被告人犯罪的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孙某和张某在庭审现场频出惊人言论:

1. 在我们司法机关当中,收受贿赂不办事,正是说明了相关的司法工作人员保证了他们的道德底线。
2.(辩护人指出被告人的12份笔录时间没有一份跟同步录音录像时间一致,孙检察官称)存在这样的合理误差,恰恰体现了侦查人员在相关的提讯过程中,严谨扎实的作风。

3. 我们侦查人员的能力和水平,可能还没有达到我们辩护人员要求的水准,我们是盘锦,我们不是一线二线大城市,也希望辩护人对此能够予以谅解。

身为胸佩国徽的人民检察官,能在公开庭审上讲出如此惊人言论,着实刷新了公众对于道德底线、是非黑白、法律统一性的认知,本律师试质疑如下:

1. 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是明显的违法犯罪行为,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受贿人连法律的底线都突破了,又如何能够保证其道德底线?
2. 收受贿赂不办事,连最基本的诚信都做不到,即便是在黑道上论,都是违规犯忌的恶劣行为,怎么到司法工作人员这里,反倒成为保证了道德底线?
3. 《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工作规定》第十条明确规定:“录音录像应当自讯问开始时开始,至犯罪嫌疑人核对讯问笔录、签字捺指印后结束。讯问笔录记载的起止时间应当与讯问录音录像资料反映的起止时间一致。”孙检察官能将侦查人员的违规提讯解释得如此清新脱俗,实在令人怀疑其任职资格是不是地摊儿上买来的。

4. 我们是盘锦,我们不是一线二线大城市,所以就不用执行公安部的《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工作规定》了?你盘锦是不是想自创一套法律法规对抗中央对抗公安部啊?

综上,两位检察官的惊人言论,反映出其法律意识淡漠、道德底线失守、其业务水平势必难以保证,两位检察官所负责指控的案件,主审法官务必严格审查、防止冤判错判。

“上诉不加刑”是王振华的“免死金牌”吗?

王振华一审获刑五年,舆论至今愤愤难平,辩方律师的高调声明,更是引来各界讨伐。一个超级富豪,一个大牌律师,肆意伤害受害女童的同时不忘强势碾压亿万吃瓜群众的汹涌民意,全程不见道歉、不见赔偿、不见忏悔,只有资本的傲慢和无尽的狡辩散发出的寒气与冷漠,仿佛只要揭下脸皮丢在风中、剜出良心埋在沙里,就可以坦然承受十四亿张嘴吐出的口水,而不用担心灵魂有丝毫的不安。他们这种底气,究竟从何而来?

上诉不加刑

《刑诉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二审法院审理上诉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即便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根据“上诉不加刑”原则及检察院以猥亵罪起诉、量刑建议4-5年被法院顶格采纳的默契,辩方律师也许认为检方不会抗诉、上诉不加刑已经十拿九稳了吧。毕竟被告人的财富、人脉、社会资源已经强大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上市公司老板犯罪、一审获刑五年,宣判之后公司股票不跌反涨,这种逆天奇观,不正是王振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具有通天彻地之能的最佳体现吗?

即便周燕芬长期提供年轻女性为王振华“拉皮条”的卖淫嫖娼行为属实,即便周燕芬诱拐两名9岁、12岁女童到五星级酒店房间供王振华淫乐的情况属实,即便前来嫖娼的王振华见到两名女童后让周燕芬带12岁女童出去逛街自己跟9岁女童在房间里单独相处了13分钟的情形属实,即便王振华跟9岁女童在房间里单独相处了13分钟后立即给周燕芬支付10万元嫖资转账属实,即便事后女童被公安机关伤情鉴定为“阴道撕裂新鲜伤,轻伤二级”的结论属实,王振华仍然坚称自己是无辜的,辩方律师仍然坚持为其做无罪辩护,还要求给王振华恢复名誉,好像是9岁女童挖了个坑给王振华跳,王振华反而成了无辜受害者一样。

这种诡异景象,也许只有“海南六名小学生强行带校长去开房”一案能与之媲美。那个背后藏着无数只黑手,妄图借势颠倒黑白、只手遮天的小学校长,最终被判刑十三年六个月。这次,这位头上顶着“全国工商联执委、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常务副会长、上海市房地产商会会长、江苏省人大代表、江苏省工商联副主席、常州市人大代表、常州市工商联第十四届执委会主席”等光环的上海新城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振华先生,显然比海南那位小学校长能量更加巨大得多。

只是,在汹涌的民意之下,他真的能把“上诉不加刑”原则当成自己的“免死金牌”吗?

上诉不加刑的例外

2018年11月20日,加拿大人谢伦伯格因走私毒品被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刑十五年,谢伦伯格不服,提起上诉。半个月后,孟晚舟事件突发。谢伦伯格的命运也因其国籍的特殊性搭上了过山车之路。辽宁省高院于2018年12月29日火速开庭二审,当庭裁定发回大连中院重审,重审期间,大连市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了新的犯罪事实,重审结果,谢伦伯格被判处死刑。这个案例,突破了“上诉不加刑”的一般原则,在刑诉法允许的范围之内,开启了曲线救国之路。

王振华案,符合这样的例外情形吗?

《谁说强奸一定要脱裤子?王振华猥亵女童案的几个关键疑点》一文中,本律师就王振华可能存在“强奸罪”漏罪的情形作过探讨:

1. 王振华本着嫖娼的犯意与9岁女童在酒店房间单独相处了13分钟,如有生殖器官接触,构成强奸既遂,如无生殖器官接触,亦涉嫌强奸未遂;

2. 周燕芬受王振华指使多次组织女性进行卖淫嫖娼,明显涉嫌组织卖淫罪;

3. 网传周燕芬系王振华情妇、有毒瘾,王振华可能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

以上可能涉嫌的漏罪,一审检方均未指控。

那么,仅以猥亵儿童罪顶格判处王振华有期徒刑五年,究竟是对他的惩罚?还是对他的保护?

这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只能留给二审法院来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