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他人志愿 变自己命运—析山东高考生被刑拘案

报载:山东有考生郭某,趁同舍兼同窗好友常升填报高考志愿之机,在旁偷记了账号密码,随后私自登陆常升账号,将其高考第一志愿“陕西师范大学”改成“鲁东大学”,动机竟是郭某也报考了“陕西师范大学”,但常升高考成绩更好,把他搞掉,可提高自己的录取几率。结果果然郭某高中,常升落榜。可惜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常升觉察异常后报警,郭某因涉嫌侵犯公民通信自由罪被刑事拘留。

大三伏天的,我硬生生从这条新闻里读出一身冷汗。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长达十二年的循循教导,怎么就教出了一个罪犯?结合网络上频频出现的“学生自杀、凌虐同学”等关键词,笔者不禁想仰首问一问苍天:究竟是谁之过?

是社会风气不正?是家庭缺少温情?还是学校教育太功利?这个问题可用一句老套的台词来回答:你们的手上,都沾满了鲜血。

去年12月8日,西班牙坎塔布里亚有一场公路越野自行车比赛,车手埃斯特万在距终点三百米时不幸爆胎,他扛起自行车奔向终点。紧随其后的选手纳瓦罗不愿趁人之危,拒绝超越,缓随其后直至终点线!站上领奖台的埃斯特万想把奖牌送给纳瓦罗,但遭到了婉拒,纳瓦罗的理由是:自己不想在快到终点时超越爆胎的对手取胜。

人生有时比的不是冠亚军,而是胸怀与境界!

对于一个普通的公民,我们并不指望他有帕瓦罗的高风亮节,只希望他不要像考生郭某那样卑鄙下流。出来混,迟早要还的,而且是去监狱里还。

发完了文人的感慨,笔者再从律师的角度解析一下“偷改他人高考志愿”的法律后果。

郭某的行为,涉及一个民事责任,两个刑事罪名。

罪一:侵犯通信自由罪。《宪法》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刑法》第二百五十二条: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第四条:为了保护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利,对“非法截获、篡改、删除他人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数据资料,侵犯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网络上的法律评论员多持此观点,山东警方亦以此案由拘留郭某。然而侵犯通信自由罪最高刑仅一年,相对于受害人“十年寒窗,一朝梦灭,命运从此转弯,损失难以估量”的灾难性后果,罪与罚不免有点儿不相匹配。虽然这种局面是因立法滞后造成的,但法律人在办案或提出量刑建议的时候,完全可以跳出思维定势,综合考量全局,采用其他更合适的法条。还有其他更合适的法条吗?请看罪二。

罪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二款: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的操作,后果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此罪最高刑五年,对于郭某的恶行来说,已足够惩罚。且郭某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此罪的构成要件,对于检察官来说,只需要换一条思路即可。从法律的本质上来讲,侵犯通信自由罪侵犯的是公民的隐私权,而受害人报考了“陕西师范大学”却是公开的秘密,不存在隐私的问题。高考填报志愿在信息化时代以前,都是手工填表上交的,它的本质属性是数据载体,而不是通信秘密。因此,对郭某的行为定性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更能体现罪与罚的统一,也更能体现法律和时代的一致性。

民责:侵害公民受教育权。受教育权遭侵害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在信息化时代以前,还没有大数据互联网的概念,坏蛋们用冒名顶替的方法来达到不法目的,受害人远有罗彩霞,近有王娜娜。信息化时代以后,各行各业在纵向和横向上互联互通,身份信息实现了公安、银行、教育、铁路、航空、酒店等全面深入的关联,再想冒名顶替难比登天。于是乎,坏蛋们也与时俱进,利用高科技的象征—计算机来犯罪了。讽刺的是,对于中国考生和家长来说比性命还重要的高考录取权,在法律上的地位,却是贱如草芥。侵害受教育权,本身只是一种民事侵权责任,并不能直接入刑,在损失救济上也是依据恢复性和补偿性的原则,在可预期的财产性收益方面仍然是一片空白,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因此,当你的高考名额被顶替了,录取权被剥夺了,在民事责任方面,你很可能只能索赔一个复读费,这就是血淋林的现实。

好在本文截稿之时,传来受害人常升被陕西师范大学追加录取的消息,给窗外灰色的天空增加了一点儿亮色。

经过一个暑假的插曲,常升的命运又被扳回了正轨。然而原本可以跟常升继续同窗同室,永结兄弟情谊的郭某,却因偷改他人的志愿,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男孩撞老人遭索赔后跳楼身亡谁担责

扬子晚报消息:七月三十一日,江苏盐城一名十六岁男孩在所住小区跳楼身亡。起因系男孩五天前骑自行车时撞倒一个老人,遭索赔两千元,男孩带老人回家中取走父母现金息事,后被父母发觉责备处事失当,男孩一时想不开竟然自杀。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悲剧结果。为了区区两千元的纠结,搭上一条年轻而鲜活的生命。笔者作为一名法律人,虽然见惯人间不幸,仍不免感到唏嘘痛心。然而出于法律人的理性,笔者不欲像文人才子一样问苍天之不公、问大地之无情、问父母教养之过、问老人爱幼之德,仅想从法律的角度,来理清这件事的责任承担问题。

首先,自杀是侵犯自我生命权的行为,因侵权人和受害人的重合,责任应由自杀者自负。因此,第一个应对此事负责的人,恰恰是那个可怜的受害者。法律,有时就是如此的可笑,而又如此的严肃。

其次,外因导致的自杀,如这个外因系他人的违法行为所致,可成为追责他人违法行为的加重情节。也就是说,他人不会为你的自杀行为负责,但因为你的自杀,他人需要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加重责任。总结为一句白话大概就是: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从涉及此事的三方(男孩、父母、老人)来看,男孩自杀应责任自负,父母的责备行为尚在管教子女的合理容忍范围之内,并不涉及违反法律的问题,那么老人以被撞为由跟随男孩回家索走两千元,是否存在违法的地方呢?

老人的行为其实有两个地方值得商榷。

第一个:要求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承担侵权责任,且未经监护人同意取走监护人财产,能否认定违法。

男孩十六岁,还是中学生,在法律上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撞倒老人的侵权责任应由作为法定监护人的父母来承担。从我国监护制度设立的本意来看,监护其实是为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而由特定公民或组织对其予以监督和保护的制度,也是对民事行为能力欠缺者的救济制度。从这个角度来看,老人越过男孩的监护人,直接向民事行为能力欠缺的男孩索要赔偿,已经构成对男孩的反向侵权,男孩父母可以要求撤销男孩的无权处分行为,返还赔偿款,并要求侵权损害赔偿,但这仍然属于民事纠纷的范围,不能认定违法,且受限于老人对法律的认知程度。事后男孩父母还要继续处理男孩撞倒老人的侵权事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二个:老人是不是在“碰瓷”?

如果老人在“碰瓷”,那肯定是违法的,具体构成刑法上的什么罪名呢?我想这也是江苏警方介入调查想搞清楚的问题。

一般的碰瓷行为,根据情节和手段的不同,可能涉嫌诈骗罪和敲诈勒索罪,恶劣的可能演化为抢劫罪。本案中当事人双方一个是十六岁男孩,一个是年近花甲的老人,解决方式是双双去到男孩家,取走家中现金,看起来可以排除抢劫罪的可能性。而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其共同点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某种手段,令被害人交付财物。这个某种手段,对诈骗罪而言是行为人隐瞒真相,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自愿交付;对敲诈勒索罪而言,是行为人以不利后果相威胁,使被害人恐惧,被迫交付。男孩与老人交流的详细情况我们不得而知,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存在。但从江苏省对诈骗罪和敲诈勒索罪的立案标准来看,基本可以排除追究诈骗罪的可能性。

依据江苏省两院一厅联合发布的《关于我省执行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标准的意见》: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六千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老人即便采用了诈骗的手段来碰瓷,奈何江苏经济发达,刑责起点是被诈骗六千元,男孩被骗的区区两千元,远远够不上刑事立案的标准。虽然该《解释》第四条有:诈骗数额接近“数额较大”,且造成被害人自杀、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以诈骗罪定罪处罚。但两千元只有“数额较大”的区区三分之一,怎么看也不像接近“数额较大”的样子吧。

看来诈骗罪是没什么希望了,那么敲诈勒索罪呢?

依据江苏省《关于我省执行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标准的意见》:敲诈勒索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四千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阿弥了个陀佛,经济发达害死人啊,敲诈勒索的门槛咋也这么高。难道对小额“碰瓷”的大仙们就没招了吗?别着急,《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与诈骗罪不同,敲诈勒索罪除了数额较大这个标准外,还多了一个“多次敲诈勒索”的选项,亦即只要查明老人是个惯犯,多次碰瓷、经常碰瓷,治个敲诈勒索罪是没什么问题啦。即便老人是个碰瓷新手,男孩是他的第一个猎物,我们也可以祭出另一把尚方宝剑来收拾他。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敲诈勒索公私财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数额较大”的标准可以按照本解释第一条规定标准的百分之五十确定:

(三)对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敲诈勒索的;

(七)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老人对未成年人敲诈勒索造成未成年人自杀,“数额较大”减半计算,结合江苏的标准,两千元正好够判刑。

结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老人若是碰瓷,要么不被追求刑事责任,要追究必然是敲诈勒索罪。老人若不是碰瓷,基本可以免责,即便男孩父母追究其对男孩的反向侵权责任,在法条和判例上也不占优势。惟一占优势的,也许就是“死者为大”这个强盗逻辑和民众对于年轻生命突然夭折的同情之心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