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房东不肯减免房租,租户可起诉维权

新冠肺炎疫情属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国民经济产生了重大、广泛而直接的影响,政府有关部门也采取了诸多强制措施进行疫情防控,中小微企业由于抵抗风险的能力较低,在此次疫情及疫情防控工作中,受灾情况最严重,面临严重的破产倒闭危险。

我国的中小微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如果大量中小微企业破产,后果不堪设想。

为此,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扶持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的政策,地方和各行业也有针对性地出台了扶持政策,具体到法律行业,主要是关于合同纠纷的诉讼案件,对中小微企业有相应的政策倾斜。

以房屋租赁合同为例,假如一个中小微企业租赁房屋或场地是为了举行“庙会”、“灯会”等聚众性文化民俗活动,但因受疫情或防控措施影响,相关活动无法举行,不能使用租赁房屋或场地的,可以主张解除合同、返还租金,法院应当酌情予以支持。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合同纠纷,可以适用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两种法律原则处理。

疫情原因致使合同根本不能履行的,可以适用不可抗力条款解除合同。

疫情原因致使合同还能继续履行,但继续履行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可以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协商变更合同条款或直接解除合同。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并非对所有合同履行都构成障碍,对合同履行没有影响的,不适用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

在疫情期间,很多睿智的房东主动给租户进行了房租减免,这种义举既符合了法律精神,又彰显了高尚品德,受到租户和社会公众的一致赞誉。

当然,也有一些房东基于各种原因不肯给租户减免房租,假如你是一个租了房屋却因疫情原因无法正常使用的租户,遇到一个怎么商量都不肯减免房租的房东,可以联系律师,起诉要求减免房租或直接解除房屋租赁合同。

除了房屋租赁合同,受疫情影响的借款合同、买卖合同、运输合同、旅游合同、劳动合同等,都适用上述不可抗力、情势变更的法律原则,总结为一句话,如果你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觉得显失公平,又不是自己的原因造成的,协商又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都可以考虑通过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

最后提醒,上述法律规则适用于疫情发生前订立的合同,疫情发生后订立的合同,一般不能以受疫情影响为由主张适用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因为疫情发生之后订立的合同,当事人在订立时就应当考虑到疫情影响,除非疫情影响明显超出预期,否则应当继续履行合同。

作者:王亚中律师,13937129371

王晰慧律师,18503865688

手机号码即微信,如有维权需要请联系

高速公路上修车换轮胎真的违法吗?

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浙江广播电台的视频报道。

视频大致内容为:浙江一名男子横穿高速公路为妻子的爆胎车辆更换轮胎受到交警处罚。在视频35秒处,交警对男子说了一句“高速上不能自己修车的知道吧”,这句话引起了众多网友的疑问:“我若在高速公路上修车换轮胎,会违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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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疑问,是因为对于一些老司机来说,在高速公路上换个轮胎或排除简单的车辆故障,是轻而易举之事,花不了太多时间,也不用花钱。如果说高速公路上不允许修车,遇到故障,无论大小,都要通过路政部门呼叫道路救援服务,不仅费时费力,花费更是不菲。如此岂不是小题大做,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如果读者朋友们能够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恭喜你已经具备了“法律不能代表非正义”的基本法律思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在高速公路上自行修车、排除故障并不违法。甚至在应急车道停车检修时是否必须在150米外设置警告标志也是值得商榷的。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二条 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故障,需要停车排除故障时,驾驶人应当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机动车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难以移动的,应当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来车方向设置警告标志等措施扩大示警距离,必要时迅速报警。

第六十八条 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时,应当依照本法第五十二条的有关规定办理;但是,警告标志应当设置在故障车来车方向一百五十米以外,车上人员应当迅速转移到右侧路肩上或者应急车道内,并且迅速报警。

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或者交通事故,无法正常行驶的,应当由救援车、清障车拖曳、牵引。

综合这两条的内容来看,《道路交通安全法》明显赋予了机动车驾驶人停车检修的权利,所谓”高速上不能自己修车“的说法系对法律的误解。

根据这两条的精神来看,警告标志系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故障且难以移动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时,才应当在来车方向设置警告标志等措施扩大示警距离(高速公路上至少一百五十米以外),那么应急车道是否属于“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呢?这里法条并没有准确给予界定。但是,六十八条规定设置完警告标志后,车上人员应当迅速转移到右侧路肩上或者应急车道内,这一句,暗含“路肩”或“应急车道”同属“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并不强制要求设置警告标志的意思。

对于本文标题所提出的疑问,湖南省地方性法规的回答最有代表性。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机动车发生故障后,驾驶人应当迅速将机动车移至右侧路肩或者应急道内自行修理;不能移动的,应当迅速报警;事故车辆由救援车、清障车拖曳、牵引。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高速公路提供修车服务。

湖南省的地方性法规可以理解为:高速路上,汽车突发故障,简单的自己修修赶紧走。自己修不了的打电话让救援车拖到修理厂修。禁止任何第三方上高速公路提供现场修车服务。

归根结底一句话,高速公路系是非之地,实在不宜“久”留。任何不必要的可能延长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停留时间的规定或措施,都是值得质疑的。

关于印度电影使用刘强东“被拘照”是否侵权的法律分析

近日,有网友发现一部即将上映的印度电影《WAR》里出现了京东掌门人刘强东的“被拘照”,该照片系刘强东去年在美国涉嫌性侵女大学生时被美国警方拘捕后所拍,后被全球各大媒体刊载。不料今日竟成了印度电影中的背景墙。那么,这部印度电影是否要为使用刘强东照片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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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明白隐私权和肖像权的边界。在新闻报道中,我们经常能看到警方抓捕了犯罪嫌疑人某某某,以及被打了马赛克的照片或视频,这里打码保护的,其实是犯罪嫌疑人的隐私权而不是肖像权。刘强东被拘照片之所以没打码,一是美国法律允许不打码公开,二是刘强东系公众人物,其隐私权相对于公众的知情权受到了限制。俗话说,公众人物无隐私,明星在公共事件(即便是负面)中的新闻照片不打码在法律上不属于侵犯隐私权。

那么,新闻报道中使用刘强东的被拘照片算不算侵犯肖像权呢?衡量肖像权是否受到侵犯,需要考量以下因素:

1.是否征得肖像人的同意。
2.使用是否以营利为目的。
3.是否尊重了客观事实。
4.是否对肖像人的人格造成了贬损。

通常满足前两条即构成肖像侵权,后两条情节严重更可另行构成名誉侵权。新闻机构为满足公众知情权进行的基于客观事实的报道,不构成肖像侵权,无须征得肖像人的同意。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应该明白印度电影使用刘强东的“被拘照”不属于侵犯隐私权,那么是否构成肖像权侵犯呢?印度电影公司显然不是新闻机构,拍电影也是一种商业行为,使用刘强东的照片十有八九也没有征得刘强东本人同意,那么,是否就一定构成对刘强东的肖像侵权呢?

对于这个问题,亚中律师认为,关键在于“是否以营利为目的使用“的界定上。

假如电影是原封不动地引用了刘强东案发时的新闻报道和照片,用以陈述电影发生的社会背景,并未歪曲客观事实,也未对刘强东造成额外的人格贬损,那么,这种情形应认定为对社会公共事件的合理引用,不应定性为侵犯肖像权。

又假如,电影并未尊重客观事实,而是在刘强东的照片下写上”采花淫贼楚留香“七个大字,虽然用的是刘强东照片,讲诉的完全是另外一个故事。这种情形,则应视为未经肖像人同意的商业应用行为,构成对刘强东肖像权的侵犯。

你,明白了吗?

浅析”扔车执法”事件中的罪与罚

汕头交警”扔车执法“事件已经在网络上沸腾好几天了。这是一起是非比较清楚、黑白比较分明的公共事件,我们大可以相信自己的直觉,坚持自己的内心,无须理会网上那些被人工精选过的留言评论。

事件的过程并不复杂,交警查酒驾,载人摩托逃跑,辅警为完成阻截任务扔出一辆共享单车。结局是摩托车倒地,车上一对青年男女严重受伤,女孩据说至今昏迷不醒。

交警查酒驾,拦截逃跑车辆,毫无疑问都是正常执法。舆论争议的焦点在于”扔单车拦摩托“这种阻截手段是否合法。

摩托车不服从指挥,驾车逃离毫无疑问具备违法性。舆论争议的焦点在于“纠正这种性质的违法”是否要不惜一切代价。

这两个问题,其实都不难回答。

交警查酒驾,系行政执法行为。任何一个法学生都知道,合法行政的直接表现就是“法无授权不可为”。“扔单车拦摩托”这种危险而野蛮的执法手段,显然不可能有任何法律法规愿意为其背书。因此,“扔车执法”系违法行政无疑。

摩托车不配合警方执法,涉嫌妨碍公务、扰乱公共秩序,行政拘留已是顶格处罚。如今竟要付出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从结果方面来评价,更反衬出“扔车执法”的不合情理。

假如摩托车手逃避查酒驾就可以扔单车把他砸下来,那么违章拍照的摄像头下装上机关枪只要违章就把司机突突喽是不是也合理呢?推而广之,病人得了流感不听医生劝导硬要往人多的地方去,医生是否直接一针安乐死送其归西永绝后患呢?

这些简单的道理,其实没必要争论。闭着眼睛说胡话的人,要么是拿人手短,要么是良心坏了。

就连汕头交警也在第三份情况通报里承认,辅警执法手段不当,承诺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我想那些蘸着人血吃馒头的看客们,还是嘴下积点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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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追责,大致有三个方向:

1.扔车拦摩托的辅警,涉嫌故意伤害及滥用职权,应追究刑事责任。
2.带班交警及直接上司,涉嫌领导不力,应给予行政处分。
3.因违法行政造成健康权或生命权遭受侵害,应给予国家赔偿。

就此打住。

P2P不可能爆雷,爆雷的都是假P2P

近半年来,P2P爆雷的消息在朋友圈频传,令广大投资者心惊肉跳之余,也使得P2P平台在公众的脑海里留下了诸多不良影响。

那么,“爆雷”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根据百度百科对“爆雷”一词的解释:爆雷,金融术语,网络流行词,一般指的是P2P平台因为逾期兑付或经营不善问题,未能偿付投资人本金利息,而出现的平台停业、清盘、法人跑路、平台失联、倒闭等问题。

简单来说,平台倒闭了,投资人的本金和利息收不回来,于是就“爆雷”了。

但是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2016年8月17日颁布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P2P平台的定位是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即“依法设立,专门从事网络借贷信息中介业务活动的金融信息中介公司。该类机构以互联网为主要渠道,为借款人与出借人(即贷款人)实现直接借贷提供信息搜集、信息公布、资信评估、信息交互、借贷撮合等服务。”

那么问题来了,P2P平台既然是一个中介机构,干的是牵线搭桥业务,赚的是中介服务费用。平台本身既不是出借人,也不是借款人,就算是平台倒闭了,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的借贷合同仍然合法有效。出借人可以绕过平台直接向借款人追债,虽然增加了追债成本,但不存在大面积本息收不回来的“爆雷”问题。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真正依法合规的P2P平台不存在“爆雷”的问题,没听说房产中介倒闭会影响贷款买房人分期付款的。而凡是把偿付本息的义务转嫁到P2P平台本身上来的,这些P2P平台或多或少都偏离了“信息中介机构”的法律定位。

简单来说,吸收出借人的出借款建立资金池进行集中放贷的,涉嫌非法集资。虚构高回报的投资项目吸收存款且无法返还的,涉嫌集资诈骗。这些业务,已经不属于P2P范畴,而变成了“P和平台”之间的爱恨情仇。

同样是上述《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拟开展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服务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应当在领取营业执照后,于10个工作日以内携带有关材料向工商登记注册地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备案登记。

这条规定意味着,P2P平台虽然是一个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但已经引起了国家金融部门的注意,《管理暂行办法》的颁布,意味着国家政策的收紧。新成立的平台,要求必须符合《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已经成立的平台,要求自查自纠,在12个月内完成整改。然而12个月后,监管部门发现,P2P平台累积的问题远比想象的要严重,备案一再延期。整整两年,没有一家P2P平台获准备案。大批P2P平台在政策不稳定、经济大环境以及行业竞争的压力下纷纷爆雷,近千家平台被淘汰出局。

虽然P2P全行业目前没有一家备案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P2P平台的业务不合法。因为中介服务本身是一种民事合同行为,合同主体可以是普通自然人,也可以是企业法人,只要没有违反《合同法》的特别规定,其民事合同行为皆属有效。“爆雷”的P2P平台只要没有触犯刑事犯罪的红线,其倒闭过程就是一个普通的注销清算或破产清算过程。

大浪滔天,难免泥沙俱下。P2P平台的集中爆雷,使得不明真相的社会公众对P2P平台充满了偏见和恐慌,一些诬良为娼的错案在这种大背景下难以避免。希望有关部门能正确认识P2P系中介平台的本质,充分领会李克强总理关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的讲话精神,莫对P2P平台一刀切地戴上非法的帽子。

潮涨时,人人都在高处;潮退时,才知道谁在裸泳。P2P行业自纠的风潮过去,活下来的,才有资格迎来辉煌的明天。

如果陈昱霖委托律师谈分手费,吴秀波会是什么下场

今天在朋友圈里看到吴丹红律师发的信息,称陈昱霖在被警方抓捕之前曾就与吴秀波感情纠葛一事咨询过他,吴律师也提醒陈昱霖当心被套上敲诈勒索罪的铐子,如果签协议最好委托律师去谈,避免刑事风险。不幸的是,陈昱霖似乎并没有把律师的话当回事,在律师明确告诉她不要回国的情形下,仍然轻身赴险,结果一下飞机就被警方抓捕,如今身陷囹圄,想必追悔莫及。

如陈昱霖委托律师来谈分手费,她与吴秀波之间的纠葛将会如何收场呢?以我为例,假如陈昱霖委托亚中律师来代表她谈判,我会告诉她以下要点:

1. 法律上没有分手费一说,千万不要说跟了你七年,要求赔偿青春损失之类的话,毫无法律依据,说了只能让自己在法律上处于被动。

2. 千万不要说任何威胁、恫吓的言辞,像不给分手费就搞臭你、不让我好过你也好不了、要跟你同归于尽之类的话,这种毫无理智的气话只会帮倒忙。

3. 陈昱霖可以在合理合法的限度内公布与吴秀波之间的感情纠葛,只要说的是事实情况,就不存在对吴秀波的名誉侵权问题。俗话说:男子汉大丈夫,敢做就敢认。就算曝光关系后吴秀波的风评受损,那也是他自作自受,陈昱霖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律师的指导下,陈昱霖甚至可以出一本书《我和吴秀波不得不说的故事》。

4. 在公布与吴秀波之间感情纠葛的问题上,陈昱霖不必长篇大论,一次说完。每天一小段,说上好几年,保持热度即可。

5. 做好以上四条,即可姜太公稳坐钓鱼台,坐等吴秀波方面派人来谈判。谈什么,当然是谈如何封住陈昱霖的口。

6. 封口是有代价的,言论自由是陈昱霖的法定权利,通过舆论监督明星大腕做好国民表率也是陈昱霖身为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她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地闭上嘴巴?请吴秀波派出的谈判代表说出一个道理来。

7. 如果吴秀波方面说出来的道理陈昱霖不满意,只需摇头即可。什么时候给出的条件让陈昱霖满意了,再签订《保密协议》,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即可。

8. 通过以上律师设计的步骤,陈昱霖的诉求完全可以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进行解决,根本不必走到今天这种两败俱伤的境地。

据说吴秀波因前期陈昱霖的爆料风评受损,商业损失有数亿元之多,在这种大背景下,如果陈昱霖委托律师采取合法手段争取权益,想必会有天价封口费的收入,完全不必沦落到今天这种人财两空、锒铛入狱的地步。

吴秀波全程有律师参与指导,陈昱霖却仅仅是口头蹭蹭免费咨询,还对律师的话半信半疑,最终自以为是、盲目入局,被对手一击必杀。可见,遇事有没有律师参与,听不听律师的话,结局会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落差。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逐步深入,以后涉及到运用法律武器斗智斗勇的案例会越来越多,亚中律师在此强烈建议年收入50万元以上的个人或企业拿出5%的收入聘请一个靠谱的律师担任常年法律顾问。如此,再遇到任何难缠的事儿,都可以气场十足地说:有事,找我的律师谈。

吴秀波“刑拘”陈昱霖背后的法律与情理分析

“吴秀波你这b可真够坏的”,素有娱乐圈纪委书记之称的王思聪一句毒舌评论,瞬间将吴秀波“出轨门”事件推上了热搜。“演员吴秀波工作室”官方微博随后发布律师声明,要求各大媒体、自媒体及广大网友谨言慎行、不造谣不传谣,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综合网络信息,可将吴秀波这起“门”事件简单归纳为:陈昱霖在朋友圈控诉跟了吴秀波七年惨遭无情抛弃,暗指吴秀波婚内出轨及男女关系混乱。吴秀波得知后,经其经纪人和律师与陈昱霖协商,愿意补偿给陈昱霖一笔分手费,但要求陈昱霖出面澄清所发内容不属实。后,吴秀波支付部分分手费后报警,称陈昱霖以曝光隐私为要挟勒索钱财,并将陈昱霖诱捕。按照已支付的分手费数额,如认定敲诈勒索属实,陈昱霖将面临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这起“门”事件的爆点在于: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女孩,把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吴秀波大叔,年老色衰后惨遭大叔无情抛弃,索要分手费又被大叔送进监狱。其冷酷无情之程度,直追昔日郎咸平教授运用法律武器让某廖姓空姐赔情赔色又赔钱的经典案例。

吴秀波这起案例,可谓赢了法律、输了道义的又一典型。

为何说赢了法律?因为根据亚中律师的经验,分手后以曝光隐私为要挟强行索要巨额分手费的,在法律上被认定为敲诈勒索罪是没什么问题的。类似强索分手费被判刑的案例可谓多如牛毛,数不胜数。今天的陈昱霖案,大概率会被坐实敲诈勒索罪。刑事案件一旦进入司法程序,报案人想撤都撤不了,案件的走向,已非吴秀波先生所能控制。

为何说输了道义?所谓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就算仅仅是同事,朝夕相处了七年,也应该念惜旧情。勿论事实真相如何,陈昱霖为吴秀波付出过多年的真情,这一点应该毋庸置疑。就算在出轨与否、小三小四小五是否属实的问题上存在争议,也应该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如此痛下杀手,送昔日旧人坐牢十年,未免太过狠毒。

如果说吴秀波先生报警的初衷是为了防止自己的隐私被泄露,是为了维护自己良好的人设与声誉,那么,使用刑事手段来解决这起“门”事件,无疑是一步臭棋。因为这样做的后果,不仅起不到防止隐私泄露的目的,反而会成百千倍地放大其不良辐射,昔日暖男大叔秒变冷酷渣男,这种人设塌方的后果,都要拜吴大叔不念旧情所赐。

法律事务的处理,不仅仅是照搬法条痛下杀手这么简单,还要综合考虑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全面权衡利弊,争取采用对当事人最有利的方法来处理。吴秀波先生采取如此简单粗暴的处理方法,虽然在法律上有必赢的胜算,然而在道义、感情及舆论评价上可谓完败。辣手摧花的后果,鲜花固然下场凄惨,摧花的双手上也难免沾满鲜血。可以预见,此一役后,吴大叔优秀的人设形象、辉煌演艺生涯将基本宣告终结。

笨贼偷手机却误转给失主3000元,失主是否应当返还不当得利?

​​​昨天亚中简评第3条报道了一个笨贼在火车上偷对面乘客的手机,然后发现手机没密码锁,微信钱包里还有3000多元,笨贼就加了失主为微信好友,打算把失主微信钱包里的钱转走。不料笨贼做贼心虚,一时手残,慌乱之下错把自己微信钱包里的3000元转给了失主。想再转回来时却发现失主有支付密码,于是叫醒失主索还3000元。失主当场报警,警察给予笨贼治安行政处罚。

​这个新闻爆出后,网友在惊叹笨贼笨出世界顶尖水平,偷鸡不成反而蚀把米之外,也有好奇之人留言给亚中,追问这3000元怎么办。是不是真的就落在失主腰包里不用返还给小偷了?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众所周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财富增加,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财富减少。

失主在报警之后,手机失而复得,没有任何损失。微信钱包里反而多出了笨贼的3000元,这3000元的取得,没有合法的依据,是建立在笨贼损失了3000元的基础之上,在法律上属于不当得利。因此,笨贼在为自己的蠢行付出代价(治安处罚或刑事处罚)之后,有权要求失主返还3000元不当得利。

有人要问,犯罪分子也受法律保护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犯罪分子并不是单纯的犯罪分子,他的主要成分还是普通公民,其合法收入仍然受法律的保护。具体到个别犯罪案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给予处罚或没收财产。如果有证据证明笨贼的3000元系违法所得,可由国家权力机关予以没收或返还给受害人,如果没有证据证明系违法所得,应当按合法财产返还给笨贼。无论何种结局,都不应该由手机失主白占便宜。

政审不合格不能参加高考严重违反宪法

重庆日报消息,2019年普通高考报名将于11月7日至16日进行,针对这次高考,重庆市教育考试院发布消息称:政审不合格不能参加普通高校的录取。

所谓政审不合格是指:1.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2.道德品质恶劣的;3.有违法犯罪行为的。有此三种情形之一者将不能参加高考。

此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瞬间引爆了朋友圈。为何会有如此轰动的效应,盖因这个规定大大突破了人类的认知极限,既不合情、也不合理、更不合法。

为何说不合情?因为参加高考的,多是未满18岁或刚满18岁的青少年,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正处于形成阶段,如果稍有偏差,就剥夺其进入大学深造的权利,显然是与学校教书育人的基本使命相违背的。国家设立学校的初衷就是通过有目的、有系统、有组织、有计划的教育活动来达到影响学生身心发展的目的,如果对身心发展不健全的学生拒绝录取,那设立大学的意义何在呢?

为何说不合理?因为统招的学校大多是公办的,属于事业单位,享受国家财政拨款,说白了,花的是全体中国公民的税款。收税的时候并没有政审不合格不用纳税的规定,那么花着税款办学校时对所谓政审不合格的学生设置额外的门槛显然是不合理的。更何况,就算学生的政审不合格,其父母可是清清白白的纳税人,其父母缴税办学校,可不是为了让自己的子女被拒之门外的。

为何说不合法?因为《宪法》第四十六条及《教育法》第九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这里的公民,是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见《宪法》第三十三条)。根据《国籍法》第四条: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中国,出生即具有中国国籍。说白了,宪法规定,凡是中国人,即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并不因其道德、前科或者政治倾向而有差别。重庆市教育考试院擅自为高考学生设置政审门槛,显然是违反宪法的。

综上所述,政审不合格不能参加高考的规定既不合情、也不合理、更不合法,已经涉嫌严重违宪,任何受到这条规定影响的考生,都有通过诉讼维护合法权益的权利。也希望重庆市教育考试院及时悬崖勒马,切莫成为天下人的笑柄。​​​​

简明分析重庆公交坠江案中的索赔问题

​​​昨天推送《重庆公交坠江原因公布:那个殴打司机的巨婴,你为什么不把她一脚踹飞?》一文后,许多读者朋友留言希望我来分析一下公交坠江案中的索赔问题,由于网上分析这个问题的文章很多,亚中一不喜欢重复,二不喜欢啰嗦,因此就用一种简明扼要的归类法来分析一下索赔问题,算是为读者朋友们提供一个观察问题的新视角。

(亚中)谚云:要索赔必先受损害。

重庆公交坠江案中,受损者主要有:

1.无辜乘客

2.巨婴乘客

3.公交车司机

4.公交公司

5.红车女司机

6.桥栏所有人

1.无辜乘客因购票乘车同公交公司存在客运合同关系,受《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的保护。运输途中旅客伤亡,可向公交公司索赔。

《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 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

2.巨婴乘客在巨婴行为发生之前,也归属于无辜乘客,原本可以向公交公司索赔。但由于发生了巨婴行为,成为肇事者,其索赔资格受到《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的阻却,丧失了索赔资格。

《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 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

另外,运输途中乘客伤亡,通常是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乘客可以选择追究公交公司的违约责任,也可以选择追究公交车司机和巨婴乘客的侵权责任,二者各有优劣,具体选择哪种,根据实际情况和诉讼目标决定。

3.公交车司机如果没有证据证明他是故意坠江,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构成工伤,可享受工伤赔偿待遇。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

  (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四)患职业病的;

  (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如果最终证实公交车司机存在故意犯罪或自杀的情形,则工伤待遇受到《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的阻却,公交车司机将丧失索赔资格。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六条 职工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

  (一)故意犯罪的;

  (二)醉酒或者吸毒的;

  (三)自残或者自杀的。

4.公交公司在承担了赔偿责任之后,原则上可向故意犯罪的公交车司机和巨婴乘客索赔。实践中囿于人情世故常常放弃追偿,甚至倒贴人道主义补偿。

5.红车女司机依据《交通事故认定书》确定的责任比例向公交车司机、公交公司(职务行为公司担责)和保险公司索赔。红车女司机10月30号被警方解除控制,公交车是28号坠江,目测控制时间已超过了24小时,公安机关可能曾对红车女司机采取过拘留措施。根据《国家赔偿法》,若拘留过程中无程序违法,则不能索赔。若有程序违法,可以索赔一天的损失。估计即便能索赔,红车女司机也会选择放弃吧。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 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国家赔偿法》 第十七条 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的,或者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但是拘留时间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其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

6.桥栏所有人,若桥栏质量合格,可向公交司机所在的公交公司(职务行为公司担责)索赔。若桥栏质量不合格,则相反,公交公司在完全赔偿后可向桥栏所有人追偿。若桥栏质量不合格,乘客在放弃合同责任追究侵权责任时,可把公交司机、公交公司(职务行为公司担责)、巨婴乘客、桥栏所有人一起列为被告。

至此,所有受损者皆有归属,索赔分析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