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山东有考生郭某,趁同舍兼同窗好友常升填报高考志愿之机,在旁偷记了账号密码,随后私自登陆常升账号,将其高考第一志愿“陕西师范大学”改成“鲁东大学”,动机竟是郭某也报考了“陕西师范大学”,但常升高考成绩更好,把他搞掉,可提高自己的录取几率。结果果然郭某高中,常升落榜。可惜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常升觉察异常后报警,郭某因涉嫌侵犯公民通信自由罪被刑事拘留。

大三伏天的,我硬生生从这条新闻里读出一身冷汗。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长达十二年的循循教导,怎么就教出了一个罪犯?结合网络上频频出现的“学生自杀、凌虐同学”等关键词,笔者不禁想仰首问一问苍天:究竟是谁之过?

是社会风气不正?是家庭缺少温情?还是学校教育太功利?这个问题可用一句老套的台词来回答:你们的手上,都沾满了鲜血。

去年12月8日,西班牙坎塔布里亚有一场公路越野自行车比赛,车手埃斯特万在距终点三百米时不幸爆胎,他扛起自行车奔向终点。紧随其后的选手纳瓦罗不愿趁人之危,拒绝超越,缓随其后直至终点线!站上领奖台的埃斯特万想把奖牌送给纳瓦罗,但遭到了婉拒,纳瓦罗的理由是:自己不想在快到终点时超越爆胎的对手取胜。

人生有时比的不是冠亚军,而是胸怀与境界!

对于一个普通的公民,我们并不指望他有帕瓦罗的高风亮节,只希望他不要像考生郭某那样卑鄙下流。出来混,迟早要还的,而且是去监狱里还。

发完了文人的感慨,笔者再从律师的角度解析一下“偷改他人高考志愿”的法律后果。

郭某的行为,涉及一个民事责任,两个刑事罪名。

罪一:侵犯通信自由罪。《宪法》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刑法》第二百五十二条: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第四条:为了保护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利,对“非法截获、篡改、删除他人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数据资料,侵犯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网络上的法律评论员多持此观点,山东警方亦以此案由拘留郭某。然而侵犯通信自由罪最高刑仅一年,相对于受害人“十年寒窗,一朝梦灭,命运从此转弯,损失难以估量”的灾难性后果,罪与罚不免有点儿不相匹配。虽然这种局面是因立法滞后造成的,但法律人在办案或提出量刑建议的时候,完全可以跳出思维定势,综合考量全局,采用其他更合适的法条。还有其他更合适的法条吗?请看罪二。

罪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二款: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的操作,后果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此罪最高刑五年,对于郭某的恶行来说,已足够惩罚。且郭某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此罪的构成要件,对于检察官来说,只需要换一条思路即可。从法律的本质上来讲,侵犯通信自由罪侵犯的是公民的隐私权,而受害人报考了“陕西师范大学”却是公开的秘密,不存在隐私的问题。高考填报志愿在信息化时代以前,都是手工填表上交的,它的本质属性是数据载体,而不是通信秘密。因此,对郭某的行为定性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更能体现罪与罚的统一,也更能体现法律和时代的一致性。

民责:侵害公民受教育权。受教育权遭侵害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在信息化时代以前,还没有大数据互联网的概念,坏蛋们用冒名顶替的方法来达到不法目的,受害人远有罗彩霞,近有王娜娜。信息化时代以后,各行各业在纵向和横向上互联互通,身份信息实现了公安、银行、教育、铁路、航空、酒店等全面深入的关联,再想冒名顶替难比登天。于是乎,坏蛋们也与时俱进,利用高科技的象征—计算机来犯罪了。讽刺的是,对于中国考生和家长来说比性命还重要的高考录取权,在法律上的地位,却是贱如草芥。侵害受教育权,本身只是一种民事侵权责任,并不能直接入刑,在损失救济上也是依据恢复性和补偿性的原则,在可预期的财产性收益方面仍然是一片空白,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因此,当你的高考名额被顶替了,录取权被剥夺了,在民事责任方面,你很可能只能索赔一个复读费,这就是血淋林的现实。

好在本文截稿之时,传来受害人常升被陕西师范大学追加录取的消息,给窗外灰色的天空增加了一点儿亮色。

经过一个暑假的插曲,常升的命运又被扳回了正轨。然而原本可以跟常升继续同窗同室,永结兄弟情谊的郭某,却因偷改他人的志愿,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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