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坚决反对检察院不起诉自己!这事儿太奇怪了

身为一名律师,见过太多当事人喊冤的案子,很多当事人希望我写一写他们的故事。但我深深地知道,类似的案子太多了,如果汇集起来,恐怕比夜空里的星星、比海洋里的水滴还要多。如果当事人的案子不是冤得很有特点、冤得充满妖气,比如一案两凶、比如亡者归来、比如抓住小偷等警察来被判非法拘禁罪等,那么很可能就像一颗不起眼的星星,一滴毫无存在感的水珠一样,淹没在星空大海里了。

李思侠案就是一个冤得很有特点的案子。她因网络发帖举报家乡石料厂损毁道路、污染环境被控寻衅滋事罪,一审判刑两年半,二审发回重审。重审过程中,检察院主动撤诉,并以证据不足为由作出对李思侠的不起诉决定书。

令人奇怪的是,对于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李思侠不仅没有感恩戴德,反而坚决表示反对。被告人坚决反对检察院不起诉自己!这事儿太奇怪了。

所谓事出寻常必有妖!本律师就来捋一捋这其中的门道。

根据我国刑诉法,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分三种情况:

一、法定(绝对)不起诉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法定不起诉的条件】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有本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依法不追诉原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

(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

(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

(四)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六)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这种不起诉以没有犯罪事实或不认为是犯罪为主,一旦作出即案结事了、不再追究。

二、酌定(相对)不起诉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酌定不起诉的条件】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这种不起诉以虽有犯罪事实,但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为主,一旦作出也是案结事了、不再追究。

三、存疑(证据不足)不起诉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四款:对于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这种不起诉是基于证据不足作出的,并不意味着案结事了,后期如果发现足以证明犯罪的证据,还可以重新启动公诉。

李思侠案就是属于存疑(证据不足)不起诉情形,可想而知,这种情形虽然暂时摆脱了被告人身份,但头上始终还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李思侠随时还有可能被揪回被告席上判刑坐牢,她当然不会接受这种不明不白的不起诉决定。

李思侠因举报石料厂损毁道路、污染环境获刑,本身就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村民因道路、环境受损提出维权控诉,有关部门不仅不重视解决,反而把受害者判刑坐牢。更离谱的是,一审时检察院还把村里走出去的女大学生李思侠、盲人老村长张海成、热心村民魏智波三人指控为恶势力犯罪团伙,这种荒唐的指控,连硬判李思侠有罪的一审法院都觉得难以接受。

从李思侠案呈现出的种种怪相来看,在当地村民与石料厂的矛盾纠纷中,执法部门把护村守路的老百姓打成恶势力犯罪团伙,显然有点儿矛头指向错误了。村民因环境被污染、道路被毁损向石料厂索赔,少则一两千元,多则两三万元,至多也不过要求石料厂恢复道路原状。如此廉价的补偿要求,哪里有半点儿黑恶势力的霸气。相对而言,利润丰厚的石料厂恐怕更容易引起黑恶势力和保护伞的兴趣,建议当地执法机关深入地、仔细地、认真地查一查。

李思侠在二审期间被取保候审,其时已在看守所羁押将近两年,最终虽然检察院决定不起诉,但李思侠拒绝接受该不起诉决定,坚持认为自己无罪。这种宁肯坐牢也不放弃清白的气节,穷尽一生也要讨还公道的决心,值得每一个冤案申诉人深思。

王亚中律师:我反对将“冒名顶替上学”入刑

昨日,山东省纪委监委对“陈春秀、王丽丽”被冒名顶替上学问题发布情况通报,“冒名顶替上学案”的主要责任人分别被公安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立案侦查、调查,次要责任人分别被处以党纪、行政处分,情况通报发布后,多数民众并不买账,认为处罚太轻。今日中新网又传来正在审议中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的消息,多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在审议该草案时建议将“冒名顶替上学”入刑、增加“盗用、冒用他人身份罪”、增加“侵害公民受教育权罪”等罪名。

本律师对这种用“新增刑法罪名”的手段来惩罚“冒名顶替上学”之做法表示反对,原因如下:

一、“冒名顶替上学”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多发生在网络尚不发达的上个世纪末或本世纪初,随着大数据联网能力的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冒名顶替上学的可能性已经无限接近于零。此时新增“冒名顶替上学”罪,等到正式实施时,恐将成为无用的摆设。

二、现有刑法罪名已足以惩治“冒名顶替上学”问题,根据以往的司法判例,顶替人和协助人可分别按“伪造居民身份证罪”,“伪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滥用职权罪”,“徇私舞弊罪”,“行贿罪”,“受贿罪”等罪名来惩治。“冒名顶替”行为在被发现前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状态,虽然年代久远,追诉时效并不过期,上述罪名已足以使相关人等得到惩罚。

三、“冒名顶替上学”目前面临的急迫问题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执法不严。相对于新增罪名,民众更希望看到的是加重处罚。除了将“冒名顶替”得来的一切利益收回,相关公职人员应当一律开除公职,他们已经没有资格再执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所有涉案人等,无论主从,应当一律追究刑事责任,以儆效尤。

四、新增“盗用、冒用他人身份罪”、“侵害公民受教育权罪”对解决“冒名顶替上学”问题并无实际意义(原因见第一条),反而扩大了刑事打击面,容易伤及无辜。在日常生活中,亲友之间借用身份现象比较常见,贫困落后地区因家贫失学现象也远未杜绝,如贸然将此类行为入罪,势必人人自危、民心惶惶。

综上,我反对将“冒名顶替上学”入刑以及新增“盗用、冒用他人身份罪”、“侵害公民受教育权罪”,建议全国人大着眼于细化现有罪名,对在全国范围内产生恶劣影响的“冒名顶替上学”行为加重处罚。